国家领导人近期对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表述，令外界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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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一名部委官员昨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也呈现出“新常态”，“从近两年的宏观数据和工作实践来看，我们应该尽快转变认识，从过去的‘常态’转变到‘新常态’。”

上述官员表示，“新常态”的提法在大部分经济领域的官员中有较高的认可度，此次习主席明确这一提法统一了思想。同时，中国容忍经济放缓的态度有了基础，调结构的思路再次得到确认。

中国式“新常态”

在埃里安提出“新常态”概念后，不同领域的人士在金融、商业和宏观经济等领域给出过不同的含义。在2010年举行的第40届达沃斯论坛上，有嘉宾提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一篇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的文章中提到，全球危机步入“新常态”，传统上，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

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聚焦“新常态”这一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士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经济。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Fitch）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惠誉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将避免“硬着陆”。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到底有着怎样的特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昨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考虑到中国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的差距，与过去的常态相比，“新常态”可能会有几方面的特点：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会达到峰值并缓慢降低。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则对本报称，在“新常态”下，一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式增长变成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三是同一般经济增长时期相比，这个时期要把防风险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困难，充分估计风险释放的压力。

“新常态”下的新危机

面对“新常态”，世界主流舆论均在反思中寻求突破，不同经济体的危机和解决方法成为讨论的焦点。本报梳理多位分析人士的观点发现，目前主流舆论口中的“中国危机”主要体现在地方债务压力、金融风险、产能过剩、要素成本上升等方面。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王一鸣就曾表示，“新常态”下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点：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

一位多年从事债券投资的市场人士对本报称，现在和1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正在走入瓶颈。“过去10年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经济贸易的市场份额，靠的是低成本，而这个成本优势在今后5~10年内很可能被大幅削弱甚至丧失。”

大华银行的最新研究报告称，随着中国进入改革、结构重组和再平衡的新阶段，其经济亦进入温和增长的“新常态”，这一缓慢增长势头有可能延续到2014年第二季度。

最新的数据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刚刚公布的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4，虽环比回升0.1个百分点，但绝对数值仍为历年同期最低。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鹄飞亦撰文表示，中国4月PMI虽实现了连续两个月的小幅回升，但与历年同期相比，制造业景气回升动力偏弱。

对于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官方人士对本报表示，中国近期经济增速的放缓其实是从2010年四季度开始的，这是经济增长“转阶段”的必然过程，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后，“基本快调整到位了，低也低不到哪里去，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大家要适应”。

刘培林认为，“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由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决定的，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化决定的。识别“新常态”，要点是客观，而不是乐观或悲观。比较准确的预期，会使新旧常态之间的转换得以平稳实现。

战术上如何未雨绸缪

为应对新形势，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出台了各自的措施。其中，中国的“转型”和“温和刺激”引来较大关注。大华银行的前述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对潜在的增长阻力做出了切实的响应，只是政策较为温和且更具针对性，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截然相反。

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多位市场人士均表示，中国目前的总体调控思路是不出台大规模刺激、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落实减政放权等举措。与此同时，推行自贸区和“两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尽快挖掘新的红利。事实上，中国政府此前已经加快了对基础设施和保障房建设的投资。

刘培林称，“新常态”的最终形成，不光要靠客观的预期，更离不开顺应规律的政策，和扎扎实实的改革与行动。中国现阶段的“新常态”，有两方面主要任务：眼下比较紧迫的是，化解旧常态下形成的一些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因素；同样紧迫但意义更加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任务，则是推动转型升级。

具体来说，刘培林认为能否推动设备更新升级尽快取代房地产成为带动投资增长的新力量，已经成为攸关全局的关键。“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不仅眼下的风险化解缺乏高质量的增长做保障；更值得担忧的是，期待中的‘新常态’将迟迟难以形成，增速长期低于目前发展阶段应有的水平，这将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被动局面。”